王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5月1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前,中央、全国政协主席亲切会见了报告团全体成员,转达了对王选同志夫人陈??的诚挚问候。
王选同志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是统一战线成员的骄傲,是广大知识分子和统一战线成员学习的光辉榜样。王选同志的先进事迹是对坚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生动诠释,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报告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和九三学社中央联合举办。报告会上,王选同志夫人陈??和报告团的其他4位成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王选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他们的报告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现摘登报告团五位成员的发言,以缅怀王选院士的高风亮节,表达我们的无尽怀念。
从1975年参与“748工程”开始，我和王选在工作上开始合作，他具体承担“四代机”核心部分的硬件设计，我负责软件。所以我和他既是夫妻，又是合作最早、时间最长的同事。
尽管在一起工作，因为忙，我们俩平时说话的时间都很少，我为了让他歇歇,有时故意找些轻松的话题,他或是没听见，或是没说几句,又谈到工作上去了。我们吃饭常常是凑合，他也帮着做家务，但有时做着做着又跑去写起来了，我知道他总在想问题。只有1981年我患癌症时，他做了一个多月家务，尽心尽力地服侍我，每天看着菜谱烧菜。但我出院后，他很快就非常忙碌了，他说：“看来我只能派急用！”
随着事业的成功，他的名气慢慢的变大，有人称他为当代毕?，他很不同意，说：“‘当代毕?’是一个集体！”1991年初出版了一本《王选传》，出版前我们没看到封面和内容提要。后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本书封面上和内容提要中的提法不妥，‘中国激光照排之父’、‘当代毕?’等提法均把大家的功劳归于一人……”他常常对我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我已经得了不少荣誉，但好处不能只归我们。一次我写了一篇投《计算机学报》的稿，他知道后说：“学报上你已经有两篇稿了，这篇你就不要署名了！”后来就署了做具体工作的同事的名字。1980年我被提为副教授，按规定有成绩的人5年后能申请提教授，后来我们单位个别有突出贡献的同事，四年甚至三年就提了。1985年，Ⅱ型机在新华社每天使用，并通过了国家级鉴定，对软件的评价也不错，按说我能申请提教授了，但王选要我同另一个同事一起提，他说：“你再等两年，等他条件够了，同他一起提吧！”所以我是七年才提的。到了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当博士生导师了！”上报了比我年轻的同事，讨论时遭到反对，才又改了我。1995年，报国家科技进步奖时，他把一位年轻同事的名字排在我前面，又是遭到大家反对才改的。开发新软件时，他说：“你年纪大了，就让年轻人干，让他们出彩吧！”我觉得很对，就做改进老软件工作，还因为我熟悉总系统，正好可以编一些虽不起眼但又需要的程序，其中有的就只用一次。
由于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观点相似，所以常常很少几句话彼此就都理解。我有时说话偏激，他会指出哪几句不应该讲，他写的文章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也会向他指出，彼此都会接受。当然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譬如他出名后，采访他的人很多，我很不赞成。他说：“这是媒体的任务，再说经过他们宣传，使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工作，对推广、招聘都有利啊！”在处理有些矛盾时，我嫌他过于忍让，他说：“你要多从对方的立场上考虑，譬如当年那些反对我们系统的人，其实都是好同志，他们只是按照惯例，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罢了。”个别同志对他有意见，他说：“其实有些意见是误会，怪我没有同他多交换意见，实在是太忙了。”
在有的问题上，他是非常认真的。有一次协作单位在开发一个软件时，遇到了难关，我说我有办法解决，他听了立刻要我去教。但当时这个单位和我们已有了裂痕，所以我有抵触情绪不肯去。他对我发了脾气，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吵架。我冷静下来后自然是按他的意见去办，也明白他根本就不考虑成绩归哪个单位，只要做出来，算谁做的都行。
2000年9月他病倒了，10月4日确诊为肺癌。也许是因为有过我患癌症的生死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都很冷静。确诊的第三天，他就写下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人总有一死”。我知道他已经把生死置于度外，只是积极努力配合治疗，腾出精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每当治疗间隙，除了参加活动，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写文章，从确诊到去世的1900多天里，有794天在治疗和住院，但他仍然写出了50多篇文章和讲话，他要把他用心血换来的体会供后人参考；再就是关心帮助年轻人才，他从亲身经历体会到支持爱护尚未出名、但有潜力的小人物的重要，所以他非常爱护年轻人才，尽量为单位的骨干创造有利的环境。他常找年轻人谈话，病后出门少了就通电话、发邮件，了解情况、鼓励帮助。
尽管他左肺全肺切除后一直胸痛，后来的几次转移又引起多处疼痛，但他从不叫苦，只有在病情恶化以后，才轻轻对我说：“我实在痛苦！”其余大部分时间他常常喜笑颜开，与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时更是谈笑风生。住院期间常同医生、护士聊天、开玩笑。有人称他首长，他会玩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这手掌！”我知道他始终觉得自身是个普通人。
去年11月，他的病情恶化，完全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喝几口水和果汁，靠鼻饲营养液维持。即使这样，他还不肯躺在床上，坚持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后来太虚弱了，才肯让我帮他洗。到去世前一天的今年2月12日，他发着烧，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叫他不要下床，但他还想撑着自己上厕所，我知道他特别不愿意麻烦人，这之后大约两小时他突然消化道出血不止。第二天上午我陪在他身边，眼看他停止呼吸和心跳，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这是他病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流泪，我知道他舍不得离开这样一个世界，舍不得离开他的事业和亲人，但是他还是走了。以前每次出差，他总盼着早点回家，但这次他永远回不来了。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研制成功,使王老师获得了很多荣誉,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人。80年代中期，获得中国十大科技成就、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荣获首届毕?奖。
面对荣誉王老师经常反问自己，“我们到底对国家是有功还是有过？我们得了这么多奖，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了，那么功劳在哪儿呢？国家的投资到哪儿去了呢？”
的确，从1979年到1984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逐步加快，英、美、日等国的厂商大举来华，争夺汉字照排印刷市场。1985年7月王老师访问做激光照排的美国HTS公司，他跟HTS公司的总裁见面时，才知道这位总裁刚刚和北京的一家报社签订了430万美元的合同。看着这位总裁春风得意的样子，王老师心里非常难受。回来后，王老师向国家经委汇报了这个情况，并坚决表示:三年多、五年内，我们肯定要占领国内所有的照排市场。
面对外国公司的挑战，王老师作出了重大抉择：创办高新技术企业，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王老师认为，应用技术是否领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市场占有率。我们该持续奋斗十多年，不停地改进革新，使高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雄居榜首。
1984年6月，在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王老师提出建立科技研发企业的建议。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占领市场”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他希望校办高科技产业实现“顶天立地”模式。“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把技术商品化，并大量推广、应用。“顶天”和“立地”应紧密结合，“顶天”是为了更好地“立地”，从市场获取用户新的需求，逐步推动技术的创新和突破。
王老师一直在改进系统的性能，与同事们一起先后完成了六代产品。不懈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中国第一家使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的报纸，第二年，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卖掉了全部铅字，变成全球上第一家彻底废除了中文铅字的印刷厂!
此时，北京的另一家大报社，却面临着这样的结局。3年前，花了430万美元购买的设备，因为美国HTS公司解决不了汉字照排的关键技术，至今不可以使用，成为一堆洋垃圾。当他们请求王老师帮助解决时，发现美国HTS公司的技术竟然比我们落后2年多。王老师带领大家只用了半年时间，使这些设备起死回生，正式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面对事实，美国HTS公司的总裁颓然叹道：“我回国后就辞职，今后世界上再也不会有HTS公司了”。不久，美国HTS公司宣布破产!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系统功能和低廉的价格，迅速占领国内市场。王老师的诺言终于实现了!所有的外国照排系统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市场!
就在国内的报社大量采取了激光照排技术排印黑白报纸的时候，王老师又提出研制彩色激光照排系统。经过几年努力，研制成方正彩色出版系统。1992年1月，《澳门日报》首先使用这一系统，每天排4-6个彩色版。北大方正的彩色出版系统不但使内地的报纸由黑白变得五彩缤纷，而且迅速在海外华文报业推广开来，这是方正自主创新发展史上的一次新的飞跃。
从“汉字激光照排”到彩色照排系统,再到报社的采编排一体化系统，王老师和方正集团的持续创新将中国出版印刷行业从“铅与火”的时代带入了“光与电”的世纪，但他并不满足。
1995年，我陪同王老师去日本考察，参观了一家日本的大报社，发现他们还在用手工拼接报纸版面，比我们的技术至少落后5年以上。回国后，王老师带领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出了日文排版系统。1997年，方正日文排版系统成为中国首次大规模出口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日本是发达国家，是计算机技术强国，而我们在王老师带领下，让300多家日本的报社和印刷厂，使用了我们中国人的技术！5年后，我们的核心技术，还挺进到欧美的英文市场。王老师进军国际市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王选同志生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这位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以他对中国的无限热爱，以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忠诚，以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非凡贡献，成为包括九三学社在内的我国各派成员及所联系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一面光辉旗帜。
九三学社作为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十分希望大科学家王选的加入。从1994年至1995年，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平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都在看望王选的时候，做了争取他加入九三学社的工作。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同志也应约向王选同志介绍了多党合作和派的情况。起初，王选同志是犹豫的。他觉得自身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人员，毕生是献给他所珍爱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但是，当他认识到，这是他所挚爱的中国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需要。王选做出了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社会上的许多人在得知王选这样优秀的科学家是这个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时，他们对中国特色的参政党有了了解和敬意。九三学社社员更因为王选的加入感到自豪。
走上九三学社岗位的王选同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心中的责任更多了，他以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激情，开始了为多党合作事业殚精竭虑的新征程。
王选同志十分重视九三学社的参政议政工作。他强调要把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要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科教兴国战略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自1997年起，他兼任九三学社科技委员会主任。这个专门委员会是九三学社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组织策划机构。虽然这是兼职，虽然有繁重的科研和繁忙的政务，但不管多忙多累，只要是九三学社中央及科技委员会的重要会议或活动他都挤出时间参加；从酝酿选题、谋划调研，至形成建言成果，他都认真审议，精心组织，抓出成效。对这些由他主持或支持的“成果”他从不用个人的名义。他总说，这是集体的智慧。
王选同志十分关注九三学社的成员队伍建设。他响应九三学社中央的“人才强社”战略，提出要靠吸引优秀人才增强派的凝聚力。他亲自做工作，动员有作为的年轻科学家加入九三学社。重病在身的王选给刚刚获得奖励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潘建伟教授写信，祝贺并勉励他。这发自肺腑的关爱深深打动了潘建伟，他以感佩的心情加入了九三学社。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王选同志十分维护九三学社集体的团结。为了支持以韩启德为主席的新一届九三学社集体，癌症晚期的王选同志只要病情稳定，新班子的会议、活动他都尽量参加。有的会议他没有参加，也会把韩启德主席的讲话稿拿去认真阅读，交换意见，相互勉励。就在同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与韩启德相互叮嘱：“现在我们都担任了更高的领导职务，以后我们参加会议、活动要遵守时间，如果我们晚一点，就会给人家整个工作系统造成很多麻烦，所以我们说好的时间就一定别轻易改变。”在这样看似细小的事情上，他都悉心地为九三学社的整体形象考虑。
王选同志十分关心九三学社的基层组织和普通社员。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的许多同志都能回忆起王选副主席参加基层组织活动的感人情景。他多次参加这个基层组织的新春联谊活动，与大家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勉励大家要淡泊名利，不为金钱、名利所诱惑，对这个基层组织的发展，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2005年初，新一届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成立，很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授选进了委员会，为了支持他们开展工作，重病的王选欣然题词给予鼓励，并与他们畅谈自己参加派工作的感受，以及多党合作的重要意义。
王选同志从生病至去世，始终牵挂的是他奋力实践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是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是人民需要他做的事情。这面光辉旗帜，将永远激励着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和派成员不断前进！
我从1998年给王选老师做秘书，直到王老师去世，共8年时间。王老师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尊重。工作的前几年，我的孩子还小，到了下班时间，他总是不忘叮嘱一句：“小丛，你不用等了，下班吧。”司机马光亚50岁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的王老师，却请他吃饭，还对马师傅说：“在单位咱们是上下级，在平时咱们是朋友！”警卫员李敏锋还没到岗，王老师就自己花钱在他的房间装上了空调和电视，后来又买了电脑，鼓励小李多多学习。技术骨干杨斌在回家结婚前向王老师说，如果能把在外地工作的爱人调到北京来就好了。王老师记在心里，按照当时北京市的政策，找到了进人单位。就在这对新人在家乡举办婚礼期间，惊喜地收到了王老师的“结婚贺礼”――“单位已联系好，开学来北京上班”。博士研究生周秉锋的爱人工作单位离家远，王老师从侧面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与学校多次沟通，将他的爱人调到了北大。直到几年后，周秉锋的爱人和同事聊天儿才意外得知这件事的真情。
王老师千方百计解决员工的困难，却不允许亲属打自己的旗号，沾自己的光，不让他们在各自的单位公开与自己的亲戚关系。有一次，一位亲戚为了孩子办留学手续方便，从我这里要了一张王老师的工作照片，王老师知道后让我立即把照片追了回来。
王老师倡导节约，崇尚俭朴。他在办公的地方喝水用的是一只普通塑料杯，磨得成了白色。我劝他换一只，他说这个轻便好用。后来我又劝他：这种塑料会散发有毒物质，他才勉强同意换了只瓷杯。每次下班前，他都把杯子里的水喝光，说：“不能浪费”。王老师对纸张非常爱惜，他的手稿大多写在废纸背面。废旧信封他也舍不得扔，留着传送内部文件用。受他的影响，我和许多同事养成了用废纸、废袋的习惯。
王老师虽然生活俭朴，但他不是一个“苦行僧”，而是位热爱生活、富有情趣的人。他喜欢打太极拳，几十年风雨无阻；他风趣幽默，做起报告来生动真实，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百姓都喜欢听；身体好的时候，单位组织春游、秋游，开运动会、联欢会，他都兴致勃勃地参加。
2000年10月4日，王老师被诊断出患有中晚期肺癌，大夫说最多只有两年时间！我从陈??老师那儿得知这一消息后，眼泪立即流了下来。陈老师看到我难过，反而安慰我说：“别担心，我已经过了一次鬼门关，有经验，王选得知真情后也很坦然，我们始终相信医学的力量，一定能闯过这一关！”第二天早上，他们夫妇俩又出现在未名湖畔，一个打太极拳，一个练气功，和平时一样平静。
王老师对待疾病非常科学和理性，他始终明白自己的病情，经常以一个大科学家的思维和医生讨论治疗方案，那轻松的样子就像一个“局外人”。他以科学的态度，关注世界癌症医疗技术的发展状况，只要经临床试验有效，他愿意尝试任何一种新药。他的积极配合，给临床医生很大的鼓舞，增加了他们治疗的信心和勇气。
王老师热爱生命的乐观态度感染着每一个人。患病期间，他仍旧每天打拳锻炼。他说：“只要有用，到油锅里去炸炸也可以！”他还常常笑着对人说：“2000年就说我的病已是晚期，现在更是晚期的晚期！”去年11月他病情加重，由于腹部肿瘤的压迫，使他不能进食，每天都感到前胸贴着后背，但他仍坚持在病房里锻炼，打拳打不动了就来回散步，到后来走不动了就原地踏步，从不肯躺下，直到身体十分虚弱了才半卧在床上。就是这样，他还不忘对医生护士伸出大拇指弯几下，表示感谢，并对前来看望他的领导同志说：“我还会同你一起去开会。”敬爱的王老师，您的大家风范，魅力永存！
上午10点，等领导同志匆匆赶到协和医院，看望病情突然恶化的王选同志。俯身握住王选同志的手，轻声说：王选同志，我是，我来看你了，你要坚持住…….
11点零3分，与病魔顽强搏斗了5年零4个月之后，王选同志，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王选同志病逝的消息刹那间传遍大江南北，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百姓，从科技泰斗到莘莘学子，悼念热潮在中华大地涌动……
2月13日上午起,王选同志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就始终没中断。那些现在的和曾经的北大师生，那些正在或者曾在IT行业工作过的员工，那些听过王选同志演讲和读过王选同志著作的男女老少……强烈的哀思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短短的一两天时间,王选同志办公室接到了数百封唁函唁电。有国际友人，有国家领导，有科学家、企业家，还有社会团体、机关企事业，有的没有署名，只是写着“学生”两个字。
在九三学社召开的王选同志追思会上，宣读了部长连夜赶写的文章――《说不完的王选，道不尽的思念》。文中流露的真挚情感，使许多与会同志流出热泪；九三学社中央韩启德主席心情极其沉痛，在九三学社北大委员会的追思会上，他刚宣读了发言的题目《王选老师，您是我永远的老师》，便难过得泣不成声。九三学社成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追思会上，很多人难过得痛哭失声。跟随了王选老师20年的学生肖建国，曾和老师一道奋斗过、煎熬过、也自豪过。如今，恩师离去，他心中的巨大哀痛难以用语言表达。在追思会上，王老师的另一位学生汤帜实在控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在发言时哭得讲不了话。
王选同志辞世的消息利用互联网静静地、迅捷的辐射四面八方。悼念文章如雪片般纷至沓来。
北大新闻网将王选同志的遗言在网上公布后，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响。截至14日晚11：30分，“网上悼念馆”的访问量突破18000人次，并且点击率急速攀升。这一时期，在网上纪念馆发贴子的数量近3万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王选同志逝世后，各类媒体刊登悼念文章3000余篇；在百度搜索上，涉及王选同志逝世的消息报导和各类文章达到45200多篇；而在google的搜索器上显示，有关王选同志逝世的页面竟达到59万个！
一夜间，千千万万的素不相识者为他的离去而恸泣，每一滴纯净眼泪都流自心底。那是发自人民群众内心的爱，那是镌刻在百姓心中的丰碑！
2月13日，北大百年讲堂设灵堂供师生员工吊唁。外面刮起了大风，温度也降至零下，但前来悼念的人却慢慢的变多，在讲堂前的花坛处拐了四道弯，排起了长龙。几名信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说，王选老师是我们特别景仰的前辈。虽然没见过面，也没有听过他的课，可是我们早已把他当做了学术上的楷模……
2月16日，五六级凛冽的北风使立春后的北京显得格外萧杀。寒风中，方正集团在京数千名员工来到30年前王选同志开始参与国家“748工程”的地方：“敬爱的王选老师，方正全体员工都来送别您了！您感受到我们带给您的温馨与祝福了吗？我们始终相信，天堂里也有温暖的家……”
天空少有如此的清朗，是哀伤的泪水洗去了云絮么？阳光鲜有这般的明媚，是他留给世界无憾的微笑么？今天，王选同志要走了。
上午9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为这位杰出科学家送行。握着王选同志夫人陈??老师的手，字字深情地说：“王选同志走了，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人民不会忘记他！” （本文照片均为程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