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印刷史，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大河，悠远深厚，多姿多彩。在这条历史长河中，除了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等传统印刷文化之外，红色印刷文化也是珍贵的印刷出版文化遗产。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中，中国结合不同的历史现实，因时应势，因地制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印刷出版工作，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红色印刷诗篇。本文所记录的，就是延安时期，关于“造纸”的记忆。
“当你读着党报，当你拿着《生活与美学》，或是《战争论》而沉潜于里面一些章节的研究时，你可曾如中国一句古话‘饮水思源’而想及印成那些书的纸张的来源么？而我们，当把马兰草变成纸张时，我们是知道为着什么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被敌人封锁着，我们现在较过去更难从外面得到一些纸张。而出版物是不可或少的。可是出版物是依靠纸张的……（我们工厂俱乐部）墙壁上又写着：‘多出一张纸，多印一份报，就多给敌人一些打击！’”
1942年6月23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我们的纸厂》，作者高亮。
纸张是精神食粮的生产原料，所以“纸的作用比子弹还要重要”。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延安作为抗战的“心房”，对于纸张的需求量极大，因此，造纸工业在那一时期被列入国防工业。当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格外的重视并全力发展造纸业，保障了各方面的用纸需求，为党的宣传工作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到达陕北以前，陕甘边区一带是工业洼地，造纸业几乎是空白。对于普通陕北民众来说，纸张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仅在瓦窑堡、保安一带，绥德、葭县（今佳县）有家庭作坊制造麻纸。1936年4月，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在《陕甘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建设》中指出：“陕北过去不仅不产纸，因的策，教育经费又被拿去作军费，当然要不了什么纸，影响到纸的供给。”
中央进驻延安后，纸张主要依赖购买，所以非常紧俏。美国记者海伦·斯诺于1937年春夏之际到延安采访，她在《续西行漫记》中惊叹：“哪怕一张最普通的纸都是最奢侈的东西。”随着中央机关办公和各种学校的创办，纸张更加紧俏起来。在纸张最困难时，有些单位用桦树皮记笔记、出墙报，甚至连医生开处方也用桦树皮。在纸张资源相对可以调配的情况下，机关干部和学校工作人员按每人每月5张纸的标准供给。这样纸张匮乏的窘况是今天的人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1937年，边区政府通过与一位当地手工造纸作坊主李双全合作，开办了一家手工造纸作坊。1938年5月，在这个作坊的基础上，成立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纸张生产纳入规划。不过边区的纸张仍然主要依赖从外地购买。1939年1月，加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原本可以从外面买进的造纸原料及纸张均被禁止向边区输入，使陕甘宁边区的造纸原料也出现紧张局面，严重影响了纸张的生产和供给。边区军民被迫开展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
1939年12月30日《新中华报》第93号第三版《振华造纸工合社日出报纸一万张》一文中介绍：“安塞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过去因原料缺乏致产量日出只两千余张……现不但出品质量提高，且每日产量亦增至一万余张，闻该社最近又在外买到碾纸机2架，不久即将运来边区，想边区制纸工业在工合延安事务所诸同志的领导下，定能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样的产量还是远远不足以满足宣传文化战线的需求。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央机关驻地和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兴办了许多学校，同时在日用办公方面，纸张的需求也非常大的。最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起的宣传网络，生产更多的精神食粮，兴办各种报纸杂志、出版书籍、印刷传单。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边区文协负责人艾思奇的报告中，特地对纸张缺少造成的印刷出版困难及刊物供不应求进行了说明。他指出：“边区出版上所有的困难和缺点，主要地是在于纸张困难，不能不限制印刷份数，因此供不应求。又因此，文艺方面的出版物没有力量印刷。”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由于对边区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进一步加大，纸张匮乏的艰苦雪上加霜，严重影响了当时的新闻宣传和出版发行。《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中旬创刊，不到一个月，便在6月12日刊出缩减印数的启事：“本报发刊以来，订阅者日益增加，惟因边区造纸厂之产量尚极不足，以致影响本报的印数不能不大为减少。因此，本报自即日起本市订阅暂时停止外，对本市及边区内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等已经订阅之户，亦决定照减份数。”启事表达了“不得已”的苦衷：“此实属不得已之举，区区苦衷，尚祈读者谅。”一周之后，6月19日，延安新华书店也登载了由于纸张不足，《解放》和《中国文化》等刊物缩减发行量的启事。
纸张的大量生产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也成为摆在延安自然科学界面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1940年，边区政府安排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教员华寿俊到振华纸厂兼任工务科长，委派曾在德国学习化工的留学生刘咸一担任厂长，会同其他专业方面技术人员进行攻关。华寿俊曾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人的魔爪伸入华北腹地，华寿俊开始参加抗日宣传报道工作。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留校任职训练部编译科。1939年9月，他调任新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始为延安的工业生产深入调查研究，开拓新天地。
用一匹骡子驮上供试验用的两只50加仑金属空汽油桶，华寿俊等同志便扎根到了当时唯一的纸厂——振华造纸厂。经了解，其时扩大产能的最主要瓶颈是缺乏原料。由于地域所限，这里的原料还和近2000年前蔡伦造纸所用的一样，以废麻绳头为主，来源有限。而其他能做造纸原料的树皮、麦草、稻草又是牲畜的主要饲料，本来就不够吃，更谈不上做造纸原料。于是华寿俊等人便把从延安带去的空汽油桶砌成蒸煮锅，用边区的各种植物做试验。
陕北以黄土高坡为主，可以说相当贫瘠，并没什么引人注目的植物。但是，有一种野草耐旱、耐寒，在陕北的田间沟壑里顽强生长，它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兰草。“马兰开花二十一”，这首20世纪流行的童谣的主角就是它。陕北民歌兰花花女主角的名字也是源自这美丽的马兰花。马兰草学名叫马蔺,别称马莲，是白花马蔺的变种。满山遍野的马兰草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年年割，年年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可持续利用的原料，如果能用来造纸，那便是陕北的天赐宝藏。
华寿俊为何会把目光转移到马兰草上，是源于不久前参加开荒生产劳动时，锄头时常会被马兰草密布的根须所困扰，比遇到荆棘还要费力。这种植物丰富而发达的根须，是纤维工业生产的好原料。于是，华寿俊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采集了一捆马兰草带回工厂试验。但自古以来，从没有关于用马兰草造纸的历史记载，大家对试验结果或多或少有些怀疑。为适应原料的特性，华寿俊、刘咸一等专业方面技术人员不断探索创新。通过增加打浆和洗浆次数，用钢丝帘代替竹帘捞纸，用土碱代替烧碱漂白，用火墙烘干代替自然晾干等等工艺，不断地试验、研究，华寿俊最终成功了，实现了能用10万斤马兰草造出20万张纸的生产力。
1940年12月8日《新中华报》第186号第六版《马兰草——一位青年化学家发明的故事》报道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成果：“青年化学家的尝试成功了，边区满山遍野的马兰草，却变成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用了十万斤马兰草造成二十万张纸印成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极大的帮助。”“在边区，华寿俊同志一样的青年，在各个工作领域里，刻苦认真为民族解放事业耗费他们无限的青春热力。”
1940年，华寿俊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劳动英雄”的称号，并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与表彰。朱德是在家里单独接见华寿俊的。朱总司令给康克清介绍华寿俊时特别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的发明家。”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华寿俊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亲自为华寿俊颁奖，还送华寿俊一件羊皮大衣，以资鼓励。
到1942年，振华造纸厂工人数达150人。从最初的1个捞纸槽扩建到30个木制大纸浆池，每个池的容量比原有的大了一倍多，不仅保证了《解放日报》印刷的需要，还为整风文件及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提供了充足的纸张。
但是，与进口的新闻纸相比，马兰纸的印刷适应性很差，强度低，砂粒浆块多，纸张厚薄不匀，给印刷带来许多困难。由于草纤维的韧性不强，有30%的马兰纸有残洞。一开始，这种有洞的纸张在上印刷机的时候会被一张一张的挑出来，成为残废纸张。后来，印刷厂专门增设了补纸工，预先把有洞的纸挑出来，把洞补好，再送到机器上去印。这样印刷工人就不用一边挑纸一边印，大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而且残废纸被利用起来了，节约了大量纸张。此外，由于马兰纸用的是手工抄造工艺，一面比较平整，一面就很粗糙。用正常工艺印出来的书报粗糙的那一面就看不清楚。中央印刷厂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地改进印刷工艺，以适应马兰纸张的特别的条件，印出了合格的印刷品。谢觉哉写诗赞叹：“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万佛洞清凉，印刷很安全。”
振华造纸厂马兰纸的成功经验令人鼓舞，很快就得到推广。振华纸厂在洛川甘泉水源充足的山沟里建设了一座分厂，规模比总厂大两倍。边区各机关和部队纷纷派人来学习。一批新的马兰纸厂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用马兰草生产的对开马兰纸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名优产品。
于是，边区政府公布通令，群众收割马兰草供给当地纸厂，可以代公粮。一时马兰草“贵”。素来被老百姓视为废物的草，竟然可以卖钱！他们奔走相告，为纸厂割草。知道马兰草居然可以造纸，很多人视之为奇闻，向纸厂索一二张马兰草纸送给朋友亲戚传观，常常传到几百里之外。
延安的“纸荒”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陕甘宁边区造纸业的全力发展，基本满足了边区的各项用纸需求，也解决了特殊用纸的生产问题，保证了新闻宣传等各种出版需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获得及时传播，为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每个方面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在助力边区整体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为服务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8年到1944年，边区纸张的生产量增加了300多倍，在战时艰苦环境下，能有这样的上涨的速度，可谓奇迹。《解放日报》当时也有明确的报道：“在纸张上，印刷用纸已经基本自给，全边区需要亦已自给一半。在边区工业中，以纺织、造纸的发展最为迅速。”到了1944年年底，根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陕甘宁边区的公私造纸业，共有职工596人，池子191个，年产纸15308令，较1943年增产7169令(增87%)，据估计边区军民共需纸2万令，按以上数目自给已达四分之三”。由全部依赖买入纸张到自给率达到3/4，很好地证明了边区用纸紧张的困境已经基本解决。1942年，也精确指出：“我们的造纸工业现在已能年产五千多令马兰纸，1943年可增至七千令，已够全部印刷之用。”
马兰草从寂寂无闻的野草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宠儿”，人们都对马兰纸充满了感情。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办公桌上养了一盆马兰花。科普作家董纯才创作了《马兰草》。作家萧军则说：“在延安生活的人都忘不了马兰纸！杂志是马兰纸印的，《解放日报》也是马兰纸印的。开淡紫色花朵的马兰花，生长在陕北的山沟里。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延安的工人用它制成了纸张。这种纸，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纸的质量虽然很差，发黑发暗，又怕水，但它却为革命出了力！”朱德在1942年视察南泥湾时创作了一首五言长诗《游南泥湾》，诗中颂道：“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