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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明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国，到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执政的这段六七十年时间里，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

   从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执政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段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是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纺织业，当时发明了一种“代耕”新式农具，耕田利用机械原理，既省力，又效率高；农业肥料，使用高效的“榨油枯饼”；植棉采用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农业灌溉采用徐光启仿制的“龙尾车”取水，“省物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实行了农业多种经营，等等。在农业和棉纺织业方面，当时江南稻谷亩产达二三石（担），北方小麦亩产在二四石（担）之间，甘薯、玉米、烟草、油料、花生，已在南北各省种植。棉布已成为全国主要衣料，徐光启的棉纺工具“搅车”，以一人当三人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

   二是陶瓷业，造纸印刷业和矿冶业。当时，仅景德镇一处，就有上万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当时已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的，“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纸张品种有“竹纸”、“火纸”、“糙纸”、“柬纸”、“吉纸”、“皮纸”、“棉纸”。印刷作坊，规模相当大，印刷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拱花等工艺。采煤业、炼钢冶铁、银矿开发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三是商业。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民间贸易活动定时进行。州县一级的集事，每月有五六个；乡镇每月有二三个；府城则每日一集；有的地方有药王庙会；淮河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运送物品，入城为市。在当时对外贸易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在我国明朝，人类能发现，许许多多的商业资本是在国内的许多商业活动中，一步一步地积累、壮大起来。从明史的记叙中，看到人们在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时，所获得的暴利：一是铸钱获暴利：在明朝，公元1522年—1572年，明世宗嘉靖和明穆宗隆庆年间，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的人慢慢地多，尽管“死罪日报，终不能止”：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用铜，每百斤铜料，销售后可得钱16 000文，折合白银23两，而百斤铜料的成本价只有白银十两，这样计算，利润率就高达150％以上；如果铸钱者心术再坏一点，铸造次质铜钱，那么获得的利润还会更高。二是贩铅从中得到白银。当时湖南、湖北一带，盛产白铅，当地售价每担白铅可得白银2两，商人运到广东，卖给出海做生意的商人，每担可得白银6两；海船把白铅运送到日本，每担白铅可炼取白银18两；提炼剩下的白铅，再运送回国，每担白铅还可以卖白银6两：这样一算，每贩运一次白铅，可以净赚白银8两，利润率最高达到200％!在明朝的商品交换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流转的扩大，货币反映的社会关系，已发生了变化。明朝初年，或明朝初年以前，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表现的是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货币在中间起着媒介作用，明朝两大商人集团代表了这些情况。

   徽商是我国明朝时期最大的商人集团，这个商人集团住居在我国安徽省歙县、黟县、婺源、徽州一带，所以人们称为徽商。安徽徽州，山多地少，明朝时，赋税徭役苛重，人民生活困难，不得不到外地去经商谋生；徽州出产的纸、茶、木器、漆玉、陶瓷、砚、笔，变成了徽州商人资本的物质基础。徽州商人资本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业资本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后来这些商人资本的活动达到了山东、河南、陕西、河北、辽东、广东、福建等地，有些甚至经商到海外。徽州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十分广泛，除了垄断盐业经营之外，还有粮食、茶叶、木材、典当、棉布、丝织品、书籍、墨砚、仓库旅馆业等等；徽商同时还经营金融业，接受存款。徽州商人还投资搞铁冶、浆染、陶瓷。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有明显的寄生性和野蛮性：发放子母钱，进行高利贷剥削；还役使僮仆、伴当(实际上就是雇工)。这些剥削手段，对促进徽商的资本积累起了较大的作用。还有就是西商，我国明朝的这个商人集团，居住在我国陕西、山西一带，所以人们称为西商：陕西、山西商人集团主要经营布匹、粮食、茶、马、食盐，商、业活动范围大体上是，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有些甚至达到湖广、河南、河北、山东、辽东等地，陕西、山西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主要供应军需，投资产业少，官僚资本多据史书记载，公元1573年～1619年，明神宗万历年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转贩……其富甚于新安”：以上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当时西商的富有。据史书记载，徽州商人资本，大富户拥有百万以上，中富户也有二三十万。明朝万历年间，徽商开典当铺的人最多，另记载，仅河南一个省，就有213家；其余在南京、淞江、湖州、嘉兴等府都有徽商开设的当铺：明朝末年，北京有一姓汪的徽州商人，家有资财数百万，开设了几十家典当铺。这两大商人资本，采取各种手段，盘剥重利，累积财富：史书记载，这些商人用高利贷盘剥手工业和农业，商人资本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与蔗农，冬收其利；商人资本在河南、江苏农村，春时出母钱贷下户，秋时加倍收子钱。嘉靖年间号称天下巨富的无锡邹望、安国二家，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以地租、利息、商业等剥削手段相结合，榨取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我国明朝商人资本的发展，在历史上有它的实用性和进步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当时有促进社会小商品生产发展的作用，也在某一些程度上使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据史书记载，明朝时的徽州商人资本投资搞矿冶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大，雇工超过千人以上；江西的一些商人资本，投资搞瓷窑生产，结果投资者收益，雇工收入也比农业收入为丰。还有一些商人资本，投资搞造纸、纺织业，也对当时社会的生产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