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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以及实践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绿色经济发展及其治理是必然的选择。绿色经济涉及全社会各个主体，以及不一样的区域、产业、企业等载体，其中循环、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可持续及其法规、制度、规制、政策、管理与文化等要素呈现出的巨复杂性，决定了绿色经济治理的艰巨性。为此，本文从治理主体与理念、治理载体与要素，引入博弈合作思想，提出绿色经济的区域分级治理。

  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绿色发展，实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慢慢的变成了高水平发展的重中之重。有关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环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等备受青睐，但咱们不可以“眉毛胡子一把抓”，应该结合实际可拥有的资源禀赋与人才技术等优势做出合理的选择。考虑到循环、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可持续等要素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尤其作为技术硬要素来说它们是等同的，此时的循环为“小循环”。但对于区域、产业、企业和产品等载体，以及理论、人才、工艺、经济、社会、发展等软要素来说，循环作为（要素）基本面代表着最大可能的发展机会或空间，此时的循环为“大循环”。显然，区域越大，以及区域、产业、企业和产品越多，循环的最大可能的发展机会或空间就越大。绿色作为核心，代表着贯穿并牵引循环、低碳、生态、环保、可持续的主线抓手“龙头”。可持续是它们共同的目标。绿色经济是集小循环、绿色、低碳、生态、环保，以及大循环和可持续等的有机整体（体系）。因此，我们重点选择绿色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即把循环经济作为基本面，以绿色经济为核心，兼顾低碳、生态、环保、可持续经济。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是实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选择。绿色经济归根到底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包容、普惠、公平、共生、可持续的发展。鉴于绿色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有关资源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明显问题，绿色经济治理对我国意义重大。

  绿色经济治理，需要从绿色经济复杂性中找到解决“治标不治本”的突破口。我们大家都认为，绿色经济复杂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绿色性。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亦是体现自然价值的颜色。绿色性是绿色发展的根本属性，是指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在生产、工作与生活全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少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消耗，节约世界资源和回收再利用，减少对空气、水、土壤等环境的污染。基于国内大循环，以绿色理念为指导，以自然价值实现为导向，以绿色需求、消费与回收再利用，绿色创新与生产为抓手，营造绿色营商环境，牵引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以及生态、低碳、有机、节能减排，全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人民权益和根本利益。

  其次，悖论性。发展绿色经济，兼具公益性与非公益性。一方面“不利己”，如增加成本、减少利润，且有风险，需要长期投入，政府与市场一同推动才能见效，会有很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利他”，对保护资源生态环境的贡献，以及获得社会给予的赞许和荣誉等，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性。在市场监管缺失或不到位情形下，这种“不利己”与“利他”成为两难。在绿色营商环境下，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倡导绿色消费，加强市场监管，形成绿色定价市场机制，让市场干净透明、有足够的绿色溢价，以赋能绿色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共生性。基于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以及人的生产生活等行为及其产生的排放是相关的，共生性是指发展绿色经济对于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以及资源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义务责任与行为。在发展绿色经济中，需要仔细考虑地球以及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平衡需求、发展规模、排放与处理排放的关系，不能一味为满足需求采用粗放型生产，需要尊重客观规律与现实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满足合理需求与排放解决能力下选择发展规模。

  第四，平衡性。在发展绿色经济中，由于区域、产业、企业，以及社会、家庭与个人等多主体诉求差异巨大，诸如资源、技术与数字研发技术与应用、资本，尤其文化、治理意识、能力、水平，以及历史、现状与未来等巨大差异，加之复杂的经济活动和行为难以监测、追溯与监管，决定了我国区域、产业、企业，以及社会、家庭与个人之间巨复杂的博弈关系。因此，综合把握与平衡生命生理生产生活与生态、发展以及排放治理、绿色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社会协调、发展与保护、效率与公平、平等合理与有效、历史现状与未来等都需要相互尊重、合作竞争与让步，方能实现共赢。

  第五，社会性。社会性是指在绿色经济发展中，每一个企业或产业、组织与机构、家庭和个人，都是排放者、责任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因此，需要普及绿色经济知识，提高全民素养，在全社会树立绿色价值意识，营造绿色文化，彰显“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形成自律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面对绿色经济发展中平衡悖论问题及利益冲突时，需要全社会的格局与眼界、胸怀与情怀，摒弃功利与短视。正如“一蜂至微，亦能游观乎天地；一虾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我们每一个人在绿色经济发展中都有自己的作为。只要人人敬畏自然，尊重生态伦理，担当起社会责任，尽自己所能，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任意的毛病都将迎刃而解。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容量存在巨大差距。区域、产业、企业，以及社会、家庭与个人需求或诉求方面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从跨区域、产业和企业来看，绿色经济有较大潜力的发展机会与空间，并以循环经济为基本面，以绿色为核心，在绿色创意创新与设计、绿色制造与生产、绿色采购与物流、绿色销售与服务、绿色消费与回收循环再利用全过程中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并融入生态、低碳、有机、节能减排，实现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绿色经济发展及其治理的重要性、可能性与艰巨性。

  基于绿色贯穿于产品需求分析与研发设计、采购制造与物流、销售服务与消费回收的每个方面和环节之中，需要从绿色经济复杂性中找到突破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基于尊重客观规律与现实差异，以及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充分的发挥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新性，我们提出绿色经济区域分级治理框架。

  在绿色经济治理中，需要树立新的观念。一是文化意识。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基于绿色经济的特性，以“绿色优先”原则权衡利弊，营造绿色文化，充分的发挥治理“主体多、要素多、机制多”的独特作用。二是全局意识。在绿色经济治理中，将国家全局利益摆在第一位，兼顾其他局部利益。平衡发展与保护、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不一样的区域产业与企业优势互补。建立相互信任、非正式合作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发生冲突时局部（小局）服从全局（大局），但需通过建立补偿机制给予局部（小局）适当补偿。三是合作意识。合作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节约世界资源，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公平有效合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合作中充足表现公正、平等、合理与有效的机制和规则。四是自然意识。这类似于河水的二重性。对于河流治理，切忌人为任性筑坝，而应尊重、顺其自然与生态规律，以流向疏通保留河滩，实现季节性缓冲调节。这就是智慧及其智慧的体现，如李冰父子建造的都江堰，以及古人经常会用犀牛石来对河水进行分流。绿色经济治理更应如此。五是共生意识。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关注人、家庭、企业、产业、区域、社会等与自然（环境、生态）的和谐共生。从历史、现在与未来考量，不一样的区域、产业、企业能力与作用不同，但它们都是绿色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六是分级意识。区域大而复杂，要规避零和博弈。可依据地理、产业、技术与贸易关联，把区域递进分级划分为嵌套的层级，如区域地理连接的京津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东三省等。

  绿色经济治理，需要以循环的基本面、技术与环境要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载体。不仅包括县、市、省等不一样的区域与地理连接的区域，以及资源、产业、技术、贸易关联的区域等，还包括产业、产业群、全部产业，和产品、产品群等，它们都是绿色经济的实体。二是技术硬要素。如研发循环、绿色、低碳、有机、环保、可持续等共性技术、专项技术和设备，满足绿色经济发展与治理需要。尤其发挥数字化在家庭消费、公司制作、产业高质量发展、智慧城市与政府服务等中提升循环化绿色化水平的作用。三是软要素。一方面，包括理论、人才、经济、社会、发展等，尤其加强绿色经济理论的基础研究，针对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群众团体，以及家庭和个人等多主体，为实现共赢的“竞争与合作”博弈与多元主体参与沟通协调协商机制。尤其在博弈规则下，要建立博弈补偿机制，对绿色经济中的弱势主体给予适当补偿；还需要营造文化博弈，考虑文化背景与差异对博弈的影响，倡导“和而不同”，切忌“同而不和”，特别的重要。另一方面，包括环境，如宏观、中观、社会和微观（企业）的思想、理念、法规、制度、规制、政策、商业模式、管理、文化，以及社会意识、责任等营商环境，为绿色经济提供所需要的科技、人才、金融、财税、保险等，以及监管相关的制度，营造追求优势互补、竞争与合作、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的求同存异文化环境，形成彰显绿色发展理念和责任的社会与文化的治理软环境。

  面对绿色经济的特殊性和各方利益诉求与保护、历史现状未来与治理能力巨大差异与复杂性，以及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特点，需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智慧（软知识），依据第一性原理，抽丝剥茧，回溯事物本质，层层递进，在全国大目标大市场“一盘棋”合作下，尊重差异，采取三方博弈优势，避免双方零和博弈，选择区域三级递进治理，实现合作竞争、综合相对动态平衡的共赢。为此，把全国根据区域、产业、技术与贸易关联划分一系列嵌套递进的三个区域，即全国划分三个大区域。如东、中、西区域，每个大区域划分为三个中区域，每个中区域划分为三个小区域，如此等等，进行治理。又如全国划分东、中、西部作为第一个层级；再把东、中、西部分别划分为发达、欠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作为第二个层次，如此等等，进行治理。

  总之，在绿色经济客观规律下，权衡把握绿色性、悖论性、共生性、平衡性和社会性，发挥制度、市场与文化合力，发挥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力社会治理的结合，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并有利于不一样的区域在共生下求同存异，在竞争与合作中实施区域递进、科学合理有效的治理，实现各方共贏。

  （作者葛新权 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智库）主任、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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