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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化文印行业全国总商会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新化文印从业人员超过30万，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拥有15万家门店，占据70%以上市场占有率，并在数码图文广告快印、复印机再制造、耗材生产与销售等领域形成了规模优势，被誉为“新化现象”。

  一纸文印何以风行?11月中旬，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奔赴新化、长沙、上海等地，追寻新化文印跨越半个世纪的传奇。

  从长沙乘高铁到新化，时间不过70分钟。新化高铁南站，熙熙攘攘的广场一侧，“洋溪·中国文印小镇”牌匾格外醒目。

  大约50年前，第一代新化文印人从洋溪镇出发，踏出新化文印走向神州大地的第一步。

  邹联经就是这里面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70年代，常年不着家的他，说是在外修钢笔、修锁、补皮鞋，却总能给家里寄回些钱。直到1977年，新化县公安局发布一纸通告，称“邹联经以修打字机为名，投机获利7000余元”，这才揭开冰山一角。

  新化古为“梅山蛮”所居之地，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吃不上几口饱饭的农民猛然发现：守着“蛤蟆淹死牛，十年九不收”的贫瘠之地，一天只能挣1角8分钱，远远比不上修打字机。

  当时，修好一台机械打字机能挣45元钱，而1元钱可以买4公斤大米。“身边人”的例子更有说服力。邹联经有次出门，带上了堂弟邹联文，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回到村里，邹联文给父亲买了双羊绒皮靴，给母亲买了件羊绒大衣。听闻两兄弟赚了好多钱，不少村民悄悄跑到邹联经家拜师学艺，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扔下锄头外出闯荡。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规范这支“流动大军”，当地政府在洋溪镇成立新化县打字机修理厂，组织邹联经等几个老师傅授课培训，并给从业人员发介绍信、价格表和发票。

  有了合法身份，“跑江湖”者有了底气。揣着介绍信的新化人叶习之，最远跑到新疆哈密伊吾县。他麻着胆子找到县委办主任，看到坏了的打字机摆满一桌子，厚厚的一层灰，心想机会来了。

  两个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只能书面沟通。县委办主任写下验收标准：“横直走格准确，上下字流利，字迹四角分明，轻巧灵活。”叶习之立马应允，一周内修好6台，大赚了一笔。

  “政府说行，才是整个行业的最大转折点。”曾任新化县文印产业办主任的邹小雄和记者说。市场闸门被小心翼翼打开，新化县从事机械打字机维修的队伍快速膨胀，到1985年已发展到3000多人。“洋溪邮局的汇款单像雪片般从全国四面八方飞来，都是外出从事打字机维修的人寄回来的。”

  11月的上海，秋色渐浓，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不时飘下落叶。上海市宝山区的汉基实业公司内，摆放着不少等待翻新的二手复印机。公司负责人张波和记者说：“这些都是从国外收回来的‘毛机’，我们维修后，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卖给文印店。”

  “回收转卖二手复印机的生意，咱们新化人在全国做得最大。”曾任新化县文印产业办主任的邹小雄娓娓道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机械打字机市场日渐式微，更先进的复印机涌入国门，诞生了新的商机。

  在广州跑销售的新化人曾旗东，通过拜师学艺，率先摸透了热门的日本佳能和理光复印机维修技术。当时，修好一台机械打字机能赚几十元钱，而修好一台复印机可以赚几百元。很多新化人，跑到曾旗东的公司参观学习，维修复印机这一新技术快速扩散。

  有了好技术，曾旗东很快又发现一个“好买卖”。当时在发达国家，复印机是用来出租的，崭新的设备过了两三年就淘汰废弃。不断有日本、美国的旧复印机通过中国台湾进入大陆市场，被当成废旧销售。

  “能不能把旧复印机回收再利用呢?”一次，曾旗东在台湾商人的仓库里，发现堆积如山的理光旧复印机，报价每台2000多元人民币。

  “凭着经验看，这批机器和国内行货差不多，国内市价可是每台四万多元。”曾旗东大胆吃下这批货，运回公司后却傻眼了：机器电压是日本标准的110V，在国内根本没办法用。

  怎么想都不甘心，干脆放手一搏。曾旗东花十几万元买了几台全新的复印机，拆散后研究改装，还真把这批二手机器折腾好了。结果，翻新后的机器标价每台8000元还供不应求，市场彻底打开了。

  渐渐地，台湾人发现旧复印机不用拆解，进来的货很快被新化人买走，就开始大量进口。双方由此结成利益共同体。

  在广州天河科技街，抱团的新化人建立起二手复印机集中批发地，也是全国最早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新化人在这条街开办的公司有50多家，影响力开始向全国辐射。

  1998年早春，北京中关村，做二手复印机生意的新化人邹余全发现，电脑渐渐普及，打印、复印需求呈井喷之势。凭借二手复印机的优势，他到北京大学开起了文印店。

  邹余全的策略，是打价格战。当时市场行情是打印一面1元、复印一面0.3元，他把这一价格直接来了个“腰斩”。

  站稳脚跟后，邹余全带着不少老乡来到北京大学校园。新化人的家乡观念浓厚，同乡间的信任大大加快了技术扩散，并直接转化为经济和商业同盟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印行业不再需要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小小文印店更是如野草般恣意生长。凡是新化人打拼的地方，复印、打印的价格低得令人咋舌。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军旗，2006年还在北大读博士。他把这一特殊现象写进了研究论文：“随便给一个角落，新化人都能把它变成文印店。北大的小西门外，一边是公厕，一边是新化人的文印店;对外经贸大学东门一字排开，竟然有9家新化文印店。”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上海。邹望飞十几岁就投奔了开文印店的叔叔，头两年当学徒，学习基本操作。攒到三四万元时，他决定自己开一家文印店。

  几万元就能创业当老板?邹望飞笑道：“在上海做文印生意的新化人，一抓一大把。只要你说新化话，老乡卖机器、卖耗材都会给你一个好价格。”

  邹望飞的店面选在同济大学附近，价格打折，但品质不打折，很快在学生社团里打响了名声。恰逢同济大学校园快印中心改变经营方式、招揽承包商，邹望飞经校学生会推荐，一举拿下快印中心的承包权，承揽了同济大学60%的文印业务。在老乡圈子里，他也有了“同济文印王”的绰号。

  新化文印走向北上广深，滚滚财源不断流入洋溪。并非县城驻地的洋溪镇，高楼林立、别墅成街，全镇人均年收入在2017年就已突破7万元，如今已是湖南省示范型特色产业小镇。洋溪文印产业不断向周边乡镇辐射，成为新化县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

  上海市静安区的欣普都市工业园内，数码快印工厂一家接一家，邹新旺的“尚印数码工厂”就开在这里。工厂大约500平方米，6台大型打印设备全速运转，轰隆隆的巨大声响，让人说话不由提高几个声调。

  “复印、打印已经是最基础的业务了，我们现在发力最多的是设计业务。”邹新旺介绍，新化老乡的文印店门面小，放不下大型设备，他们接不下的单，就转到工厂来做。工厂2020年出售的收益已达1200万元。

  看似简单的文印市场，产品和设备的更新迭代却出奇地快，稍不努力，就可能被市场淘汰。新化文印在行业内形成了规模优势，如今把更多目光投向产业链上游。

  在上海拿到佳能复印机代理权的曾德辉，打算联合几个老乡，在老家新化建一个热熔胶生产工厂。“书籍装订离不开热熔胶。我们研发的产品强度高，稳定性很高，不比进口货差咧。”

  “文印这行当，还有得玩哦。”上海市湖南商会文印行业分会会长王在朋感叹。湖南“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如火如荼，也吸引了北上广深的一大批文印企业回迁新化故土。

  一改“小、散、弱”局面，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开始出现，让新化文印的发展前途愈发明朗。2017年，在新化县政府引导、太平洋证券结对帮扶支持下，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组建，旨在整合新化文印产业资源、优化文印业务模式、发挥文印人士合力。

  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国雄介绍，经过4年多发展，已经在上海、广州、深圳、长沙、贵阳、昆明等地布局分支机构，成为天猫“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唯一的文印领域顶级商家，并走向非洲市场。

  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从单一产业向全产业链迈进，新化文印不停地改进革新求变。“十四五”期间，新化县将以文印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为基础，围绕文印设备、耗材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积极完善文印配套产业，快速推进质量和公共品牌建设，新化文印也将进入一个崭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