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加强公款的管理持续发力。日前，中组部发文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此前，中央纪委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出台多个“禁令”，狠刹公款送月饼贺卡、烟花爆竹及各种年货节礼等不正之风，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段时期以来，有些单位、部门利用各种活动，用公款随意出版图书，且图书内容粗糙、质量低下，有的只是追求装帧精美，华而不实……这一现象背离了图书的原有价值，造成公款严重浪费，值得警惕。
“最近一县政协在我们这儿出版纪念册，按他们的要求，用铜版纸、彩色印刷，每本书花费就要200多元。”近日，某省级出版社的李姓资深编辑和记者说。他说，虽然这种书包装精美、价格不菲，但没有多大价值，实际是一种资源浪费，看着就让人痛心。
这位李姓编辑透漏，年年都会有许多单位随意用公款出版图书。他表示，毋庸置疑，有些图书聚焦学术前沿，关注社会热点，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兼具，然而，有的图书内容陈旧、粗制滥造，并无出版必要。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在调研时发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变了味儿的附庸风雅现象，许多地方和部门、国企、金融单位等热衷于在节日庆典、新闻发布会、研讨会等场合，发放用公款出版的精装图书，认为只有通过出版图书才能总结工作、展示形象，甚至通过修书“树碑立传”，而出版的大量书籍形式大于内容，包装重于实质，被很多人随手扔掉。
随意用公款出版图书的现象在高校也慢慢变得普遍。某中央级出版社一位社科图书编辑说，有的高校教师习惯在课题结项时，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出版，再拿回学校报销出版费用，于是公款变成个人款，“有些书一看就是课堂讲义、博士论文、网上资料的大拼凑，内容真的‘不敢恭维’”。
对于用公款随意出版图书的现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感到“比较失望”，“我参加研讨会，习惯翻看主办方发放的论文集，看有没有创新观点，但是经常失望，甚至大失所望。”他认为，70%左右的图书价值较小，作用有限。
“公款随意出版图书造成的浪费，并不亚于贺年卡。”高波痛心地指出，很多单位并未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所以，对于有较强现实意义或参考价值的可优先考虑出版，而一些毫无意义的文件通知、论文汇编等无出版必要的也要出版，无疑增加了行政成本。
在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反“”的当下，为何还有一些单位、部门用公款随意出版图书，依旧我行我素，“乐此不疲”？
一家著名校企的工作人员王先生和记者说，公司曾出版一本宣传性质的图书，“打个报告就批下来了，从出版到营销花费100多万元，纯属拿钱砸”，王先生说，这些书主要作为礼品送领导、客户，甚至外宾，为企业做品牌宣传。他同时坦陈，这种宣传效果并不好，大部分被“束之高阁”。
上述某中央级出版社社科图书编辑表示，有的高校教师出版图书只是为了方便再次申请课题项目、科研经费。这位编辑一年经手近30本用公款出版的图书，其中，三分之一为不动销书，按每本书出版费用两万元计算，再印刷几百册至上千册。合计下来，浪费高达百万元。
专家表示，除领导追求政绩、个人追逐私利等成为随意用公款出版图书的主要的因素外，利用公款出版图书这一现象易被人们所忽视，相当多的人错误地认为并不存在公款浪费，且缺乏必要的内容审查、报备制度，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助长了此“歪风”盛行。
习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必须将公款出版图书管起来，不能铺张浪费。高波表示，要在全社会倡导对奢侈浪费现象“零容忍”的行政文化，不能将公款变成“官款”，更不能变成“个人款”；要像严禁公款购买年货节礼、贺年卡、月饼等那样，严禁随意使用公款乱出书、出“豪书”。
对于研讨会上泛滥的论文集，许耀桐认为，低水平重复造成书满为患，降低了学术会议的格调。为此，他建议，有的观点或论文能做成电子版，或直接挂在网站上；论文的入选要有门槛，对那些确实有创新观点、很有价值的方可结集出版。同时，要严控出版形式和规模，切忌出版“豪华书”。
其实，针对一些单位存在无序、违规出书现象，有的地方慢慢的开始治理。据报道，2013年，福建宁德市颁布规定，要求市直各单位每年要将当年度拟公费出版印刷的书刊画册、音像制品选题填写申请表，提交领导小组进行把关后再办理相关手续。领导小组则应认真审查选题，删除平庸选题和重复选题，提出选题修改完善与出版印制建议，并对最后确定出版印刷的选题进行备案。
“宁德的做法很有必要。”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姚桓认为，今后各单位公款出版印刷各类书刊画册、音像制品等，应由专门机构审核相关流程、环节，坚决摒弃的做法。
高波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系列“禁令”的出台，使很多单位以前存在的花钱大手大脚、奢侈浪费现象有了明显改观。然而，从细节上抓浪费，从具体问题抓反腐一定不能放松，要对形形的“浪费”进行细致排查，实际做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本报记者王昊魁靳昊）
